基于前期背景调研中所呈现出的现状和趋势，可以看出目前中国政府对于过度包装表现出了较大的重视，但要改善过度包装问题所造成的环境问题，需要从以下三个层面进行宏观调控：
（1）行业治理方面，具体可从技术创新和行业伦理两方面进行治理，在技术创新方面，技术创新是缓解过度包装问题的直接措施，目前国内电商企业已尝试使用智能仓储和智能投递技术最大程度上减少投递路程上所带来的环境问题，未来应加强在过度包装方面的技术创新，如在包装材料和填充材料方面的研发，使用诸如珍珠棉、减震纸球等环保填充材料，同时降低对塑料袋及胶带等非环保包装用品的使用，进一步降低过度包装对环境的影响；行业伦理方面，应在商家、消费者以及设计等多项生产环节中树立环保意识，普及过度包装的危害性。
（2）环境治理方面，具体可从公共管理的角度上进行治理，一方面要积极完善相关立法，在诸如《包装法》中进一步完善对过度包装的界定，给予生产厂家正确的标准规范，形成法律依据；另一方面应加大法律惩处力度，规范执法过程的严谨程度，对于部分屡教不改的过度包装行为可采取强制措施，使得相关法规得到切实有效的落实。
（3）社会治理，解决过度包装问题需要包括消费者、业主团体、垃圾回收等多方面的共同协作，因此抵制过度包装，提高社会的整体意识不可忽视，可通过电视、网络等方式向大众普及过度包装的知识、危害，改变社会对于“包装既是品质”的错误认识，提升社会对过度包装的正确认识。
政策建议
针对进一步减少过度包装所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结合国内外政策制定情况和行业专家深度见解，研究组就这一问题的潜在解决方案提出以下几点以供参考：
一是将优秀环境思想和经验结合中国环境进行本地化转换。以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EPR)为例，既是一种方法，更是一种思维，其内核聚焦在责任的划分，因此对责任边界的划分，操作灵活度的把控，责任主体的明晰都是需要我们深度本土化的。例如结合相关行业专家提出的“践行生态文明建设主体责任，减少‘过度包装’的责任在每一个环节”的观点，我国在进行责任主体明晰时，应当将各利益相关方都纳入考量，包括消费者，这既是符合我国国情的，也是符合广泛的EPR原则的。
二是重视独立第三方的观点及建议。在政策制定环节中，以NGO和研究机构为代表的第三方能够提供更加客观的视角和支撑证据，有利于平衡和维护各利益相关方，同时可增进政府相关部门与各利益相关方的有效沟通。此外，由于过度包装问题涉及专业领域较多，第三方能够起到良好的平台作用，推动跨界研究与合作，为解决过度包装提供更完善的解决方案。
三是政府与市场形成合力治理过度包装。形成以政府为主导，多元主体并存的治理模式，可尝试研究和推动在过度包装方面的PPP模式，在治理过程中引入市场机制，一方面减轻政府在此项工作的开支，降低政府预算压力；另一方面，通过引入多元主体，使项目参与各方整合组成战略联盟以协调不同方面的利益，使得相关政策更容易进行推动，同时也可起到降低风险，提高公共服务质量的作用。
四是系统培养和改变消费者原有纸质包装的回收习惯。如前文提到，消费者在末端对纸制品包装进行回收的动机主要分为两类，但并不局限于此。从行为学角度来看，形成和影响消费者对纸制品包装的回收行为的决定性因素远不止动机一项。现有的理论模型，都不足以充分解释这一行为的产生机制和决定性因素，这是由人群的异质性所决定的。因此，在试图促进消费者对纸制品包装的回收行为时，应当首先认识到解决方案必须是多样化的，并将视野拓宽，从多个维度考量，在此基础上找到适合特定人群的行为改变决定性因素和可能的行为模式。
五是重视相关数据开放与收集，以数据为基础进行监管。相关行业与企业在进行自身产品或项目所带来的环境保护效应时，应当并必须尊重事实，不可起到误导消费者的作用，同时应当受到适当程度的监督监管，目前大多产业生产环节缺少监控和记录，部分数据也存在涉及保密而不能公开的情况，建议通过全产业链生命周期评估更加准确地展示各环节中的环境影响，同时基础数据的保存和分析应用可以为设计“过度包装”解决方案提供量化支撑，为评估解决方案成效提供背景支持，为宣传和认识绿色化进程提供有力证据。
六是进一步加强公民环保意识，闭环环保相关环节。各利益相关方所关注的重点仍有待聚焦，企业更多的将履行社会责任作为宣传手段，而消费者关心的更多的是自己所购买物品是否完好无损。在各环节均未形成较强的环境保护观念和意识，将绿色生产、绿色消费深入深化时，无法形成有效的环境保护闭环。
报告创作团队：复旦发展研究院-麦德龙研究团队（首席专家：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Marie Harder教授）
